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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掉美颜”之后,发现一个前所未知的曾国藩!

原标题:“关掉美颜”之后,发现一个前所未知的曾国藩!

曾几何时,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倒是十足的可怜。在他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副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 ”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尽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而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遍,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警惕。

去世前两年,曾国藩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曾国藩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

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 “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

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涵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着、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巨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

曾国藩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干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以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

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它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烁着智者的辉芒。在他的身上,智谋、经验、修养,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 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原,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生暗然退藏。这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的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的真面目。

与他有“道义之交"的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至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需进人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全部的爱心,剩下的只有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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